中文之内



诗人孟猛对中文当代诗,有一句一语破的的评论:“瞎写”。“瞎”,准确概括了许多作者“写”的状态和意识。那正是:没有意识。我无意在此罗列对中国诗坛的诸多指责,只想指出一点——在我看来,正是大多数平庸之作的共同点——中文,被诗人忽略太久了。太多作品,仅仅“使用”中文这一工具,却对读者失去了艺术的信用:那些除了分行外一无所有的“话”,可以用任何语言来表达。而形式,透过段与节的单薄拼图游戏,几乎找不到令一首诗“非如此不可”的内在原因。这是不是荒诞:写得像外语的中文诗人?或更清楚:写不出中文的“中文诗人”。那个妄想中的“国际语言”,只不过是达意牵强的自己的语言。我说这是:在中文之外写诗。写给受不了中文这一特殊建筑材料折磨的翻译家——现在,他可以放肆地做诗人了,反正原文一片真空。
曾被煞有介事讨论的诗的“中国性”,是一个伪命题。什么是“中国”性?题材?主题?作家之国籍?语言之称谓?特定政治履历或文化背景?……此种种,与“写”好一首诗有什么关系?诗,无须“出身论”式的户口普查。它是语言的构成——被语言形式所实现的。也因此,二十世纪的中文诗人,深于(先于)任何政治与社会的困境,先天被置于一块语言的死地:中文,这些方块字,经过两千多年写作之手的打磨,以古诗词的格律形式,模铸出一套如此完美的表现体系。它甚至像作曲一样被规定下来:对仗与平仄,精雕细刻着视觉和听觉的美;“意”与“境”,具体和抽象互相静悄悄暗示;从“四声八病”到炼字、炼句,令诗人学会谦卑:受限于自己语言的内在法规(局限和可能)。与其说诗人写诗,不如说诗写诗人;而一首七律的结构,几乎就是一个精妙袖珍的宇宙模型。一个诗意的 空间,其中的岁月流逝……“道可道非常道”,老子劈头一句,已把中文发挥到了极致。“万里悲秋常做客,百年多病独登台”,杜甫一字一层地夯实了时、空中那羁旅之人——历代诗人的祭奠,使语言成为高于我们的存在。说它是“死地”,因为给一座金字塔增添一毫米的高度,远比在空地上踩出一行脚印困难得多。屈原、李白,并不如想象中那般遥远。事实上,创造古典奇迹的中文表现力,仍在现代写作中延续。他们都活着,在参与对一首当代诗的评价。一个二十世纪的中文诗人,不可须臾忘记自己身上这宝贵又足以令人致命的空气的重量。
本文的标题《中文之内》,借自埃利蒂斯简明清澈的表述:诗,在“语言之内”。正与笼统含混的“中国性”相对,这里强调的是“中文性”,或者说,两个层次上的文化个性:一、中文相对于其他语言的独特;二、这个诗人(这首诗)的语言相对于其他诗人诗作的独特。“我、用中文、写诗”,意即:我的写作,在中文传统之内——取囊括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“活的传统”的概念——不是“复古”:因袭“传统的”,甚至沦为古典美感的赝品。“中文性”,指那些使中文之所以是中文的内在因素。它应敞开向“未知”的方向——每个诗人对中文表现方式的再发现。这里,“出走”和“返回”像呼吸互相依存。当代经验提供了一种距离感,刺激我们领悟那早已蕴含于中文之内、却迄今尚未充分发掘的。包括学习西方技巧,也不是简单移植,而必须被我们独创的语言所“吸附”。简单地说,我们得向中文学习说话,学会说得好——因为在一行诗写下之前,我们并不知要写什么。因为,只有写在诗内的,是唯一被抓住的现实。
作为诗人,我要求的是——持续地赋予形式。

争论不休的“纯诗”,对真正的诗人从来不是一个问题:基于语言的表意性,绝对的“纯诗”是没有的。但无论什么内容的诗,你都必须把它当作“纯诗”来写——追求节奏、结构、乐感、对比和运动、精确与和谐、空间的张力等等。“中文性”,体现在诗中,就是表现形式上的“纯诗”因素。一个修饰词“持续地”要求为每一首诗发明“它自己的”形式。犹如屈原的《天问》、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,诗体与其内涵的关系,就像地理特征与风景的关系。那已不是“最佳的”,几乎是“唯一的”,甚至“必然”的。古今中外一切好诗都拒绝翻译和阐释,这证明了其“必然性”。
1989年,当我尝试给写作五年的组诗寻找一个总题,我长时间束手无策。什么能在《自在者说》、《与死亡对称》等四部题目之上,创造另一个境界,并握紧整个二百页作品之根?最后,是对中文文字的本能领悟救了我:我杜撰了一个“无字之字”——●。“人”贯穿于“日”。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,相遇于语言初创的一刹那。这是不是,我们永远的处境?——“字”,而不是“词”,以其表现性、隐喻性,构成了我们通过中文“格物致知”的来源。无人称、非时态、模糊词性、自由移位、形似具体而其实抽象……字是基因,左右着整个中文语法关系、思维方式,以至生存形态。犹如雕塑家或建筑师,必须与他们的材料保持最高的默契——如何独特地理解这一个个光洁、润滑、明亮的字,蕴表意于表现?是对每个诗人第一层次的提问。
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。古典格律听觉上的造型能力,至今仍是我们的启示。相对于欧洲能“看见”声响的拼音文字,中文的乐感隐身于视觉意象背后。但也许因为“隐”,而更深刻有力。我称其为诗的“秘密能量”。在离开格律的“群体”依托后,当代中文,并未因“白话”失去了音乐性:“父亲,从一年中切下这最黑的一个月/一月 母亲们盲目中一下午音乐”(拙作《死者的一月》)。不是排比句的简单使用,是音乐的合声与变奏。当代诗把“塑造”音乐的古老感觉还给了诗人自己,让你找到自己身上的马拉美、李商隐、李贺——如何从你耳中引出一条形象与意义的河流,让众多耳朵像听梦中耳语似的听到?这是第二层提问。
好像有一个神秘的诱惑,很久以来,我总是被组诗的形式所吸引:出国前的《礼魂》、《●》,出国后的《面具与鳄鱼》(六十首六行短诗)、《大海停止之外》,以及近三年来写作、刚刚杀青的《同心圆》。其实,真正令我激动的是“结构”——不停赋予变幻的生存感受一个框架,使之显形。同时,通过组诗中互相对比、冲突、呼应的诗体,刺激语言充分敞开。这可以简略地认为是一种诗歌意识:建立诗的空间。源自一个中文字之内的“空间感”,经意象、句子、一首诗、各首诗的关连,组成作品最根本的隐喻。长期的摸索让我懂得:对空间形式的直觉,来自诗人对音乐形式的想象力。一部交响乐、一首民歌朴素的旋律,暗示着与内涵间巧妙的必然。我希望,这些呈现出我生命复杂的组诗,本质如一个字般剔透而自足。它们自身,就是一个层层递进的“同心圆”,直到让我“从岸边眺望自己出海”(《大海停止之处》)——什么理由,让一首诗被写成“这样”?第三层提问。
归根结底,深植于中文之内的诗歌形式,不止要向人类当代意识敞开,而且,要敞开人类的当代意识。新文化运动的仓颉们,把“时、空”二字改造成了“时间”和“空间”,我们的“存在”曾起了什么变化?今天,重申那个星垂月涌、万古如一的宇宙,又将对人类构成什么新的启示?从中文语言开始,揭示这一文化资源的与众“不同”,并非虚妄——例如一个动词的巫术:无论人称、时态怎样变化,它始终黄金般稳定地保持着原形。由此,欧洲语法竭力捕捉的“具体”,被一举放弃。每个动作都是“处境”。每个处境涵盖了古往今来一切动作者。这是幻象还是现实?幻象揭露了现实?亦或全部现实,被一个幻象写尽?一个“共时”的语言,能够更彻底地建立诗的空间——以删去时间。像中文之内最可怕的两个字“知道”——“道”都“知”了,还妄想什么解脱?一个人面对的,永远是人类轮回其中的“不可能”。
丰富与深化“中文性”的程度,是评价一首中文诗的标准。只有在原文环境里,诗才不得不亮出它的胎记。每一条路都有人走过。你以什么质量,配侧身于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之间?想过吗,什么是你的诗重新选择的文学史?——回到翻译,无论译作多么成功(无论译者是多好的诗人),它无力推翻原判:一首在原文中被认定空泛、平庸、重复之作。一定,不存在自身语言价值缺席的“世界性杰作”。


庞德译中文古典诗,我称之为“伟大的误解”。这误解,一面彻底刷新了二十世纪英诗的面貌;另一面,也给了中文一个全新的视角,以致某些中国诗人至今还以此招摇。但别忘了,正是中文古诗内辉煌的“中文性”,使“伟大的误解”能够发生。它,值,得,被,误,解。我们呢?
杨炼,诗人,现居美国。主要著作有诗集《荒魂》、《地土》、《朝圣》等。

选自天涯99年第2期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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