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诗的演变


  
  在近二十年新文学运动里面,和散文比较,诗的运气显然不佳。直到如今,形式和内容还是一般少壮诗人的磨难。我说少壮诗人,因为第一,新诗一直没有征服旧的传统,而且恐怕还有些人降了过去(其实不足为忧);同时第二,诗本来也就永久属于青春。我不是有意用这两个古老的名词,形式和内容,证明新诗落后。不然,正相反。站在客观而又亲切的地位,我们可以看出,最初新诗仅只属于传统的破坏。这里有两种倾向:第一,废除整齐的韵律,尽量采用语言自然的节奏,然而因为都是半路出家,形式上不少有意的或是无意的模拟;第二,扩大材料选择的范围:尽量从丑恶的人生提取美丽的诗意,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,不得不使用旧日的典故词藻,因而染有传统的色彩。一句话,人是半旧不新,自然也就诗如其人。他们要解放,然而寻不见形式,只好回到过去寻觅,于是,曲、词、歌谣,甚至于白乐天的诗,都成为他们眼前的典式。
  他们的力量是大的,方面是多的;然而就诗言诗,他们的功绩只有一点。最引后人注意的,就是音律的破坏。
  也正是这一点,在他们是功绩,后来者有一部分(最有势力的一部分)却视为遗憾。这就是徐志摩领导的"诗刊"运动。他有旧学做根基,然而他用外国的形式为依据。他要诗回到音乐,因为诗是音乐的。从这一点来看,在接受之中,他们把前期的运动加以修正。一方面这属于反动,一方面这又继承前人,用外国的形式做典式,追求一定的形式。在某一意义上,这是一种思维之后的努力,不仅仅在破坏,而且希期有所建设。但是在另一意义上,这却形成颓废(不是道德上)的权势,因为实际上,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藏着颓废的因子。
  和这一派隐隐峙立的,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顾形式,变本加厉,甚于前期,图谋有所树立。这又可以分而为二:一者要力,从中国自然的语气(短简)寻找所需要的形式;一者要深,从意象的联络,企望完成诗的使命。一者是宏大(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关系),一者要纤丽;一者是流畅,一者是晦涩;一者是热情的,一者是含蓄的;不用说,前者是郭沫若领袖的--派,后者是李金发领袖的一派。
  然而郭沫若不等收获就走了开(或许他失却自信心,因为他最后的诗仍是粗颓的)。李金发却太不能把握中国的语言文字,有时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层,令人感到过分浓厚的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气息,而渐渐为人厌弃。于是天下廓清了,只有“诗刊”一派统治。
  然而徐志摩遇难。
  有位先生或许出于敌意,以为先生死得其当。因为他写不好诗了。他后来的诗歌便是明证。而坐实这证明的,就是他诗歌中情感的渐见涸竭。他太浪费。他不象另一个领袖,闻一多,那位富于克腊西克的节制。
  这位先生的刻薄,一种非友谊的挖苦,我不赞同。徐氏的遇难是一种不幸,对于他自己,尤其对于诗坛,尤其对于“新月”全体。他后期的诗章与其看作情感的涸竭,不如誉为情感的渐就平衡。他已经过了那热烈的内心的激荡的时期。他渐渐在凝定,在摆脱夸张的词藻,走进(正如某先生所谓)一种克腊西克的节制。这几乎是每一个天才者必经的路程,从情感的过剩来到情感的约束。伟大的作品产生于灵魂的平静,不是产生一时的激昂。后者是一种戟刺,然而不是一种持久的力量。
  所以徐氏的死,对于他自己,与其看作幸勿宁视为损失,特别是对于诗坛,特别是对于"新月"整个的合作。因为实际,他的诗章若影响不小,他整个的存在却影响最大。谈到新诗,我们必须打住,悼惜一下这赤热的不幸短命的诗人。
  但是宇宙的进行隐隐寓有一种自然的法度,看不见,然而感得到。因为即使徐氏不死,新诗的运动依然不免流于反动。我们说过,李金发仿佛一阵新颖,过去了,为就失味了。但是,他有一点可贵,就是意象的创造。对于好些人,特别是反对音乐成分的诗作者,意象是他们的首务。他们厌恶徐志摩之流的格式(一个人工的技巧或者拘束);这和现代的生活杆格;他们第一个需要的是自由的表现,然而表现却不就是形式。内在的繁复要求繁复的表现,而这内在,类似梦的进行,无声,然而有色;无形,然而膘陇;不可触摸,然而可以意会;是深致,是含蓄,然而不是流放,不是一泄无余。他们所要表现的,是人生微妙的刹那,在这刹那(犹如现代欧西一派小说的趋势)里面,中外古今荟萃,空时集为一体。他们运用许多意象,给你一个复杂的感觉。一个,然而复杂。
  和李金发具有相同的气质,然而他们属于不同的来源。一个显明的区别,是他们抓住了中国语言文字,所谓表现的工具。然而一个尤其根本的区别,是这些年轻人不在模仿,或者改译,而在创造。在这方面,我们第一个提到的诗人,应当是戴望舒。但是戴氏,不免法国象征和现代诗派有力的暗示,具有影响,然而缺乏丰富的收获。眼前最有绚烂的前途的,却是几个纯粹自食其力的青年。来日如何演进,不可预测;然而离开大众渐远,或许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止。
  一个最大原因,怕是诗的不能歌唱。
  然而取消歌唱,正是他们一个共同的努力。因为,他们寻找的是纯诗Pure poetry,歌唱的是灵魂,而不是人口。废名以为旧诗大半不是诗。这沉默的哲人,往往说出深湛的见解,可以显示一部分人对于诗的探索。他有偏见,然而即使是偏见,他也经过一番思考。然而真正的成绩,却在几个努力写作,绝不发表主张的青年。
  从音律的破坏,到形式的试验,到形式的打散(不是没有形式:一种不受外在音节支配的形式,如若我可以这样解释),在这短短的年月,足见进展的迅速。我们或许感觉中间的一个阶段太短了些(勿须悲观,因为始终不断有人在努力形式的试验),然而一个真正的事实是:唯其人人写诗,诗也越发难写了。初期写诗的人可以说是醒觉者的彷徨,其后不等一条可能的道路发见,便又别是一番天地。这真匪可思意,也真蔚然大观了。通常以为新文学运动,诗的成效不如散文,但是就"现代"一名词而观,散文怕要落后多了。对于一部分诗人,我们起首提到的形式和内容,已经不在他们的度内,因为他们追求的是诗,“只是诗”的诗。
   (1935年7月20日《大公报》“小公园”第1740号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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